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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贝尔女巫杀人事件

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

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 受访者供图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一共准备了29份议案或建议,其中三分之二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在1月初,湖北民进系统就对疫情暴发有所警惕。武汉“封城”前,湖北民进多次寻找机会向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领导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武汉“封城”后,周洪宇指挥湖北5500多名民进会员参与抗疫,并发起全国百余位教育专家参与的“学术抗疫联盟”。谈 抗疫初期“参政专报”建议引导群众科学应对疫情新京报:湖北民进系统在疫情初期做了哪些事?周洪宇:武汉第一医院内呼吸科主任罗光伟是民进会员。2019年12月武汉发生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后,第一医院就及时启动发热门诊,罗光伟参与其中。今年1月6日,武汉进入两会时间。也是在这一天,罗光伟向民进湖北省委会调研室同志报送了一份建议。他写道,“此次疫情暴露出硬件设备不足、人才资源缺乏、应急救治能力薄弱等问题,更加凸显了加强我省传染病公共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中提出,目前武汉硬件设备不足,难以应对重大突发疫情。隔离病房数量不足、ICU病房不足、专项设备不足。一旦叠加重大疫情,现有的ICU病房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没有给传染病人专用的大型检查设备,有交叉感染的风险。罗光伟还指出,我省传染病公共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建设执业环境恶劣,医务人员防护措施有待加强。大部分传染病专科医院未建设值班医务人员公寓,医务人员长期和各类传染病人同在一幢楼,而且在应急状态下,一线人员经常一连几天不能回家,但是医院无法提供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休息场所,极易交叉感染。新京报:你看后什么感觉?周洪宇:我看了之后,感觉很重要,不到20分钟时间,我就让调研室同志转告罗光伟,“反应很敏锐,应尽快修改完善,从这次传染性肺炎突发事件思考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应急救治体系和能力建设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民进作为参政党,是执政党的得力助手,要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当好参谋。1月21日省人大党组要组织学习,我需要列席。当天上午,民进湖北省委、民进武汉市委共同提出的这份“参政专报”《鉴于目前2019-nCov已出现扩散趋势建议省市政府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应急救治能力 积极引导群众科学应对疫情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报送给了省市有关领导同志。专报从传染病专科医院面临的困境、疫情引发的群众恐慌情绪亟需有效疏导两个方面提出了8条具体建议。我们特别提出,要保障口罩的供应和佩戴。当时武汉各药店KN95型口罩已脱销,建议湖北省应集中医疗资源支援武汉,并在全国范围分批次集中采购KN95型口罩并下发到全省各地。要求公共服务机构办事人员特别是窗口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佩戴口罩。谈 抗疫经历民进系统筹集价值3.6亿元物资新京报: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你是什么感受?周洪宇:震动很大,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虽然前期湖北民进做了准备,有一些预判,但还是猝不及防。新京报:“封城”后你负责哪些工作?周洪宇:我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省人大常委会开党组会,参考省委省政府做法,成立省人大常委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我任副组长。此后省人大的抗疫工作及相关会议我都参与,那时省人大机关也没有口罩,在到处找口罩。我们及时将开展的抗疫工作情况向民进中央领导做了专题汇报。蔡达峰主席、刘新成常务副主席对我们因地制宜,发动会员开展相关工作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号召全国民进地方组织推广湖北民进的经验。通过努力,筹集到价值3.6亿元的物资,现金有2000多万元。在那种完全封闭隔离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这些筹募非常艰难。这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爱心关怀和无私支持,温暖了湖北人民,让我们深受感动。新京报:疫情期间,你还发动“学术抗疫”,是出于何种考虑?周洪宇:让全国专家都参与到湖北抗疫中,产生了诸多建议,并报送到国家有关部门。如2月份曾建议将高考时间延迟一个月,还曾建议今年实施第二学士学位扩招等。我们将这些报告反映的问题和对策一一梳理,提交至教育部。谈 疫情应对建议完善疫情报告发布制度新京报:你怎么看疫情初期的应对举措?周洪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大考,而且是一次被考者临时得到通知、毫无准备仓促上场的闭卷考试,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可以参考依循。疫情初期出现应对失措、忙乱不堪、效率不高等问题,实在很难避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天在我们湖北代表团讲话中讲得最深刻,最全面。他指出,这次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来一些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着力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新京报:在疫情报告发布制度上,你认为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周洪宇:从应对过程来看,凸显出信息披露不及时、管理不到位、医疗资源挤兑等问题,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相关制度在运行时的若干缺陷,建议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系统修改完善,完善疫情报告发布制度。第一要破除疫情信息传统的逐级上报机制。现在信息技术发达,逐级上报本来也应当很快,但在实践中却失灵了,这是因为每一级的决策人都有不同的考虑。面对一种新的病毒,决策人作出科学判断确实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决策人也要考虑避免造成恐慌,最主要的判断因素应该是基于流行病学基础上,以是否会造成人际间传播为标准做出判断,否则就会造成疫情信息报告的延误,反而会造成社会恐慌。第二要完善“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这一制度规定。从疫情处置看,这个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被虚置了。建议具体规定单位和个人如何报告,报告后有什么后果,增强可操作性。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传染病直报系统,基层医院可以将发现的病例直接上报至中国疾控中心,但在这次疫情中,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新京报:你怎么看专家在决策参考中的作用?周洪宇:此次疫情,教训惨痛。专家的意见对于政府决策来说太重要了。专家一定要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实际去调研,讲真话。要有一双发现问题的慧眼,请你来是找问题的,提意见给领导做决策参考的,不是走过场的。发现了问题,要有勇气提出来。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前所未有。这也是我人生6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历。我们拿着一张白纸进考场做闭卷考试,凭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来答题。政府要鼓励更多公众发现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专业人士发表专业意见,这非常重要。公众发现问题、积极建言,官方提供建言的渠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把事情做好。 ——周洪宇新京报记者 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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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601633,股吧)总裁王凤英。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受访者供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汽车”被提及。氢燃料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与纯电和插电混动车型的发展速度有不小差距。但随着近期国家对燃料电池支持力度的提升,氢燃料电池有望迎发展“春天”。我国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还存哪些短板?未来这一产业能否成新旧动能转换“担当”?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就氢燃料汽车产业提出议案建议。她认为,发展氢燃料汽车需内外协同,内修核心技术,实现关键部件国产化,外建配套设施,补齐加氢站短板。我国氢能技术竞争力和产业链规模有待提高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起步较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3辆氢燃料电池客车开始示范运行。但直至目前也主要应用于商用车,且销量不高。数据显示,2019年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量为3018辆。配套设施也不足,我国目前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加氢站不到50座。“氢能源在我国能源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王凤英认为,我国氢能技术竞争力和产业链规模都有待提高,这将成为制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关键因素。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去年底,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将以纯电动汽车、插电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为“三纵”,布局整车技术创新链。从市场发展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预测,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2020年将达1万辆、2025年达10万辆、2030年达100万辆。急需加强核心材料、关键部件国产化与批量生产“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氢燃料电池也急需加强核心材料、关键部件的国产化与批量生产。”王凤英告诉新京报记者,我国燃料电池催化剂、隔膜、碳纸等仍主要依赖进口,而高活性催化剂、高功率密度双极板等,多停留于实验室和样品阶段,尚不具备大批量生产技术。“在此背景下,过快拓展终端应用市场,会导致产业链利润大幅外流,陷入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境地。”王凤英说,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链条长,技术含量高,需要政府引导加大氢燃料电池基础科研投入,突破核心材料和关键部件的技术瓶颈,促进产品国产化。目前,氢燃料电池技术的相关示范只集中在小规模燃料电池商用车上,对于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有限。今年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鼓励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使用新能源汽车。对此,王凤英也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开展氢能示范应用,“依靠推动公交、环卫、通勤、轻型物流配送等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契机,由政府牵头采购燃料电池汽车开展示范运行,带动地方氢能产业链的建立,进而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进程。”借“新基建”东风 氢能基础设施建设迎机遇随着“新基建”成为热词,多地也纷纷将目光投向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氢能产业的速度在加快。业内专家认为,加氢站建设是短板,快速普及有难度。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外部配套设施建设,是否有望借此“东风”补齐短板?“现有加氢站布局零散,未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王凤英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国内加氢站早期多为示范项目,在项目结束后即被拆除,且多是为城市公交系统配套或个别企业研发单独使用,极少对外开放运营。她认为,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需国家顶层设计规划和政策引导,制定长期稳定的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政策。在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合理统一规划布局,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布局。新京报记者从长城汽车了解到,在加氢站建设方面,长城氢能已规划布局1座制氢工厂、1座液化工厂和10座加氢站,目前其与国内加氢站设计机构及加氢站供应商联合开发液态加氢站,建成后可为100辆乘用车加氢。“希望政府引导各类能源企业分步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利用的氢能基础设施,逐步解决产业发展初期面临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等问题。”王凤英说。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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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资产管理业正处在开放和放开范围扩大、程度提升的新起点上,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保险资管机构从单一“买方”身份,向“买方+卖方”双重身份转变。随着资管新规逐步拉齐各类资管主体的监管标准,以及保险资管新规细则进一步明确保险资管对个人投资者的开放,过去在外界看来相对“封闭”的保险资管已变得越来越开放,逐步走入市场与其他资管主体同台竞技。“现在对保险资管有很大的转变,各资管行业都在找自己的定位、优势,保险资管的优势是管理大资金、长期资金,做大类配置,未来的方向是市场化,核心是要把产品线和目标客户体系搭建好。”太保资产总经理陈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陈林非常强调资管公司体系化、产品化的运作管理,“传统完全靠个别明星基金经理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在的背景,这种模式很难持续性发展,得培养体系化的产品和业务模式。”截至目前,太保资产来自第三方委托户的市场化管理费收入占比已超过50%。保险资管如何产品化、市场化《21世纪》:资管行业近年来政策频出,在新的资管格局下,保险资管的定位和优势是什么?陈林:随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放开、理财子公司的成立、外资背景的资产管理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大而全”的全能资管与“小而精”的特色资管将同生共存。金融科技也正在重塑资产管理行业的竞争格局和核心竞争力。未来各资管机构将根据自我优劣势重新定位。如公募基金具有公开透明、税收优势;银行理财子公司在渠道和客户方面优势明显;券商有行研和投行优势;私募基金市场化程度高;保险资管擅长大类资产配置,对长久期、目标及绝对收益资金的投资具有丰富的经验,信用风险控制能力较高。保险资管以前更多是内部委托和定制模式,而且主要服务机构客户,新规以前不能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所以相对基金、券商而言,市场化程度不够,有种养在深闺人未识、酒香巷子深的感觉。今后的关键问题是怎么产品化、更加市场化,新的管理办法出来后也强化了这个方向。大背景来看,保险资产管理业正处在开放和放开范围扩大、程度提升的新起点上,保险资管机构从单一“买方”身份,向“买方+卖方”双重身份转变。《21世纪》:面对新的政策环境、行业环境,你们做了哪些调整或布局?陈林:我们还是保持战略定力,突出自身特色,稳健应对,积极推进战略转型的各项工作。过去一年多时间,不断加强培育数据科技的业务新动能,公司的长期投资能力进一步提升,保持了稳健的经营态势。一方面围绕服务保险主业,持续优化对内部委托人的专业服务和支持,进一步深化、优化投资端与保险端的协同发展。积极打造投研一体化2.0版,推动智能投研建设,重点推进了业务条线数据科技转型项目。另外,第三方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主动适应要求,产品开发模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与数量并重的模式转变,创新开发一批新型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实现规模与收益的良性循环。截至目前,我们第三方业务规模两千多亿元,规模占比近20%,但业务收入上的占比已超过50%。《21世纪》:具体而言,将如何推进保险资管市场化?陈林:我们过去也一直很重视第三方,即市场化业务和产品的拓展,也取得不错成效。市场化业务主要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模式,从2008年第一只现金管理类产品开始,已经成功打造具有太保资产自身特色的“稳健”系列货币类产品线、“纯债”系列债券类产品线、FOF、股息价值策略等系列产品。未来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投入,问题是原来管理内部委托的能力能不能转移到这方面上来,产品化之后面向客户、外部,这种流动性管理、投资管理跟以往管理大账户是不一样的。但原来积累的能力有继承性、延续性,可以转化到服务客户的专业能力上。推动保险资管市场化、产品化、国际化,一是继续完善和提升投研能力。加强对各类资产和产品的比较分析;从产业角度强化对战略性资产和构建保险生态圈相关产业的分析和研究;更加重视量化投资和对冲策略等新型投资手段的运用。二是强化具有保险特色的产品定位和发展规划,进一步奠定品牌效应。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产品;保持固定收益类产品业务优势,延伸“固收+”策略推广;完善股息价值、大类资产配置、量化对冲、FOF等产品化力度。优化产品设计,在产品端继续创新产品开发模式,从客户需求驱动、投资策略驱动、创新科技驱动等多个维度,调整开发设计思路。面向个人业务如何开展《21世纪》:资管的一个政策方向是限制非标,银行资管和信托都面临很大调整,另类投资一直以来是保险资管很重要的部分,未来怎么做,会作为你们的一个优势去发展吗?陈林:债权计划、股权计划这块一直是保险特有的,基本上跟国家战略、重大工程、基础设施相关,这是保险创设资产的一大能力。太保资管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比如在国家战略层面,投资总额40亿元、期限长达12年的京沪高铁股权项目今年初首发上市。服务扶贫攻坚方面,累计投资450亿元。服务国家基建补短板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方面,累计投资项目42项、投资金额600多亿元。服务大中型重大工程建设,累计投资1300多亿元。另外,今年疫情期间,一季度在武汉地区新增项目3项,投资金额逾12亿元。这些项目业绩回报非常不错,发挥了保险资金周期长的优势,长期来看,回报比买二级市场债券要好。《21世纪》:保险资管实施细则明确放开针对高净值个人的业务,你们对此如何考量?陈林:高净值人群在人数、财富规模上都增长迅速,但面临着同一问题就是投资难。理财产品众多但良莠不齐,非法集资往往隐藏其中,合法产品众多但业绩千差万别,个人投资者要从里面挑到合适的产品绝非易事。这方面的竞争也很激烈。公募本身完全针对个人,银行私银明确面向高净值客户,券商从交易、投顾端切入。目前我们正在统筹研究面向高净值个人的业务。将进一步厘清目标客户,提升市场化业务服务体系,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深度挖掘客户需求,强化投资者适当性,做好产品与投资者的风险和需求匹配。要有一整套人才培养体系《21世纪》:现在加大对外开放,理财子公司也在陆续成立,你们会有人才危机吗?你比较看重哪类人才?陈林:这是个永恒的话题,核心是你有没有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激励制度能不能匹配公司的定位和发展,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要充分结合好,人才完全靠外部招聘肯定不行,要有梯队建设、后备力量等一整套人才体系。保险资管应充分重视产品创设的人才,产品是嫁接市场和投资之间的桥梁,现在这类人才比较缺乏,投研人才相对充足。另外一块就是对风险有精准把控和识别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很稀缺,就像老司机和新司机,遇到大风大浪老司机更可能迅速做出反应。有的公司在大风大浪时掉坑里去,原因就是风险管控不行。《21世纪》:目前在大类配置上有什么样的调整和考虑?陈林:固收类资产是保险资金运用的主战场。从配置角度看,标准化债券的持有到期收益率水平已接近历史低位,配置价值降低;从交易角度看,市场收益率下行后波动加大,交易收益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另外在信用风险方面,预计市场信用分层、信用债事件的风险更加凸显。从大类配置上来看,除做好固收+的配置外,重点关注中长期权益类资产的配置价值,如高股息资产、稳定现金流行业、保险生态圈、带来效率提升和产品流程改造的金融科技产业等方面公司的投资。其次,利用好保险资管特有的债权、股权计划等类投行工具,发挥投行构造资产的优势,积极把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民生建设等投资机遇,布局带来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等项目介入机会。另外,高度关注境外市场和对冲风险工具投资机会。《21世纪》:面对疫情的冲击,你们是如何应对的?陈林:近年来长期利率下行趋势明显,行业竞争和分化加剧,外加疫情影响,资产负债的匹配是当前保险资金运用面临的主要挑战。但我们充分看好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发展前景,短期冲击不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压力测试,一方面保持定力,把握长期资金资产配置的窗口期和再平衡,坚持底线思维、常识思维、逆向思维,认清机会和陷阱,摆脱市场情绪驱使,在审视大类配置的风险底线、承受力、流动性的同时,专注于目标管理。另一方面坚持策略胜过预测,不确定性中找确定,除宏观层面分析外,加强中观层面研究,比如疫情带来的产业结构和核心资产的进化和转化,建立好工具箱和保险箱,穿越动荡和危机。总之,关键在于积极利用保险长久期的资金优势,立足资产中长期价值,把握危机带来的战略资产配置机会。(作者:方海平 编辑:马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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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ad Bukovsky

    原标题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信息逐级上报机制:数字化助中小企业渡难关(网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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